首先，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1.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任何翻译的本质，无论是普通的日常翻译、科技翻译还是文学翻译，其实都是把已经用一种语言表达的信息传递给另一种语言，但文学翻译区别于其他翻译的一个最大特点是，文学翻译不是机械地堆砌语言，而是带给读者可以欣赏异国风情和不同民族文学的“创造性作品”。然而，现有的翻译实践表明，现有的文学翻译作品与文学翻译的要求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2.文学翻译的叛逆。如果说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现为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则反映了翻译过程中为了达到某种主观愿望而对原作的客观偏离。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和叛逆性是分不开的。他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因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Escarpit提出了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并说:“翻译永远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中创造性叛逆最根本的特征是:“它将原作引入一个意想不到的接受环境，改变原作者原本赋予作品的形式。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意义重大，正如Escarpit所说: “翻译是叛逆，因为它把作品放在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参照系中(指语言)；翻译之所以具有创造性，是因为它赋予作品全新的面貌，使之能够与更广泛的受众进行全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了作品第二次生命。”

第二，创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因为所有作品在创作时都有其隐含的读者，作者创作活动的直接对象是他的外部世界，而隐含的读者是他的间接对象。在译者这边，他读原文的时候，又把这个原文的间接宾语变成了主语。他阅读的直接对象是原文，也就是它的直接对象，但他阅读和理解的文本不是一个纯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表达，而是原作者头脑中或眼中的对象世界。因此，原文作者成了译者阅读理解活动的间接对象，这一过程与客观世界相关。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就是对话的过程。在这种对话理论的影响下，所谓的“忠实”、“对等”和“对等”的标准 以文本为中心被打破。翻译活动是两种权力话语控制下的谈判和讨论的产物，不会是固定的语言转换。译者的知识结构、学历、经历、阅历都会形成一个不同于他人的先在结构，他会在这个先在结构的基础上参与与作者的对话，对话后产生的意义必然不会与他人完全相同，所以翻译不应该也不可能有固定的、统一的、确定的标准。它与文本的性质、翻译的目的、译文的目标受众、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有关，而不仅仅与文本的符号系统和语篇结构有关。由于这些因素的介入，传统的、确定的、 独特而清晰的翻译标准已不复存在。翻译应被视为一种社会活动，而不是纯粹的文本翻译活动。在当今多元化的社会中，翻译活动的标准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看一个译本的标准也应该是一个全面的、多元的评价体系。

1.知识的客观性是一切翻译活动的基础。因此，译者在翻译作者文本时，创造性叛逆是两种不同视域冲突的结果，知识的客观性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可接受性的评价尺度。

2.遵守理解的合理性和文本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思维活动，是一个认知、理解和深化的过程。比如老舍先生用偶王翻译的《骆驼祥子》，原文是:拉车的方法，以他推、拉、扛、挑的经验，不难理解。即使是金翻译:他也不觉得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会各种操作他的人力车的方法是困难的——推、拉、举、用肩膀。原文的背景是祥子第一次学拉三轮车，但他认为推、拉、扛、挑各种活他都干过，学这种新活不难。但EvenKing解释说，祥子推了一会儿三轮车，拉了一会儿，扛了一会儿，惹了一会儿， 比如杂技。显然，这种理解和解释是违反直觉的，缺乏解释的合理性。因此，它的解释也缺乏普遍有效性，这种翻译不符合文学翻译的原则。

3.符合原文的方向。原文的定位和限制是翻译和创作的根本区别。创作者可以为所欲为，而译者却要“带着镣铐跳舞”，受到一定的限制。虽然原文有很多空白和不确定性，但它仍然是一个图式框架，人们不能过度解读原文给出的确定性之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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